博班：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，这让人感到羞耻

2025年9月，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回到萨格勒布迪纳摩担任俱乐部主席。博班近期接受了《卫报》的专访，分享了他与欧足联的过往以及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见解。

马克西米尔球场的午后，薄雾弥漫，让这座建筑凌厉的线条显得更加庄重。在街对面的一栋楼内，博班正从容地讲述自己回归的原因。他与记者们聚在俱乐部食堂的一角，品尝着墨鱼汁烩饭。食堂的另一侧，则是这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青年曾经休息的地方——他当年正是在迪纳摩的青训体系中逐渐崭露头角。“情感上，这是我人生中最深刻的段落，”博班望着眼前的场景，回忆道，“如果不回到这里，我还能去哪儿呢？”

他的足迹早已遍布足球世界。在管理岗位上，博班的每一段经历都短暂却夺目。如果不是过去十年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重要岗位上积极发声，足球运动的面貌或许会大不相同。自两年前高调离开欧足联后，外界一直认为这位坚持己见、坚守原则的人物仍有更大的舞台等待他。然而实际上，他的世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既缩小又扩展：在苏黎世和尼翁的职位赋予他的政策制定权和影响力已经消散，但没有什么职位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，让他时刻处于公众视线之下，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批评。

当天的报纸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前一天晚上，球队在欧联杯中1-3输给了皇家贝蒂斯，随即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尖锐批评。“人们都说耶稣是个好人，”他平静地说道，“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好，这一点显而易见，不是吗？可他们依然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，我们又凭什么能避开日常生活中的‘十字架’呢？”

这是典型的博班式表达。六个月前，他强势回归，起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，随后在九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。他决心重塑这家母队——19岁时他曾是这支队伍的队长，34年前他离开这里前往米兰踢球。他的目标，是让这家仍笼罩在前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-马米奇丑闻阴影下的俱乐部重获活力。而面对这一挑战，他分文不取。

“我一生都在说，我爱迪纳摩，爱这里的人，爱这座城市，爱我的国家，”他语气坚定，“所以当他们向我发出邀请时，我能说‘不，我已经57岁了，只想坐在岛上晒太阳、看海钓鱼’吗？如果我拒绝，那就违背了我一生坚持的信念。”

在马克西米尔球场附近的三个小时里，博班阐述了自己的愿景，也没有回避那些需要理清的棘手问题。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与欧足联的决裂——那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。博班认为，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的章程修改提案极不恰当，该提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。当时他公开批评了切费林的“个人野心”。作为回应，切费林在接受《卫报》采访时直接表示博班“不值得我评论”。

球员时代的博班随AC米兰赢得了四次意甲冠军和1994年的欧冠奖杯。退役后他踏入政治领域，始终以退役球员的身份发出有力却常常受阻的声音。回望这段经历，他是否有遗憾？

“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和亚历山大（切费林）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，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。”自那以后，两人再无联系。“那几年我们关系很好，与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。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，也清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。他选择了他的道路，就这样吧，我祝他一切顺利。”

“但我毫不后悔。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两个月，我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行事，也没有像被宠坏的小孩那样任性。我反复思考，给自己时间，也给别人时间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。我是这样，其他人也一样。”他坦言，如果不是那次分歧，他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。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。就像2020年3月，他在AC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时，因为在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，最终被迫辞职一样。

这就引出一个问题：如果他现在仍在国际足联任职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？2016年至2019年间，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，之后才加盟AC米兰。博班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。他表示，在他任职期间，这个曾经“惶恐、迷失、没有方向的机构”逐渐重回正轨。他坚定地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，并详细地为视频助理裁判（VAR）项目辩护——他正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之一。

博班认为，许多分析忽略了VAR在遏制比赛操纵、维护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。“如今足球的诚信度和透明度已经完全不同，”他说道，随后列出一系列数据，将VAR干预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。

当然，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，他一定会辞职。谈到因凡蒂诺利用“和平奖”为特朗普授勋，从而“占用”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，博班毫不客气。“既不尊重，也不负责任，”他如此评价前上司的行为，“我完全无法认同。我很惊讶他会产生这样的想法，过于政治化，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和所有这类事情。”

“起初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。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，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方向努力。但后来，一切都偏离了。詹尼曾经很有责任感，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自身和国际足联的影响。他本想做到最好，结果却事与愿违。国际足联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组织，可他正把它往这个方向推，这是可耻的。”

“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之前做的所有好事，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共事过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这也恰恰表明方向已经迷失了。至少，这件‘荒唐的作品’让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。我为此感到遗憾：为国际足联遗憾，为他遗憾，也为足球遗憾。”

回到博班的办公室，阿尔伯特-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——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，此行是来做简短汇报的。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了十多年。博班的计划，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，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与激情结合起来。

“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级的足球学院之一，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，”博班充满信心地说，“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，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。”

他认为，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联赛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。“20岁的塞尔希-多明格斯，即便不是世界最佳，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。”他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。丹尼-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成长道路。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-瓦雷拉，预计很快就会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。

博班的信念令人触动，但这样的思路，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、渐行渐远的足坛中站稳脚跟吗？“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，”他说道，并以亚特兰大为例，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实现崛起的典范。

他没有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，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。许多核心圈内人士承认，正是博班在与执委会的长期博弈中，将新欧冠的小组赛从10场减少到现在的8场。同样，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，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，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、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，采用三队小组制，淘汰赛若打平则直接进入点球大战。谈到当前的世俱杯形式，他忍不住批评道：“32支球队、30天赛程，这简直是在‘扼杀’球员。”

博班一边抽着雪茄，一边热切地讨论着这些话题，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“另一个致命因素”——加时赛。这不禁让人担忧，这位能够影响足球运动走向的人物，是否过早地被权力中心遗忘了。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人竞争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，即便在如此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，博班依然拥有不少支持者。难道他不会再次动心，尝试回归吗？“不，绝对不会。我很清楚。有很多人，非常多的人，经常给我打电话。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，也会是终点。而且是我最热爱、最敬重的地方。这份情感，我无法带到任何其他地方。所以，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？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？”

此时，薄雾已经完全笼罩了马克西米尔球场。正是在这里，1990年5月，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了暴力冲突，博班一脚飞踹警察，从此成为民族英雄。与一些解读不同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，但一夜之间，他成为了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。次年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。

“那是一个集体性的时刻，无关我个人。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。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，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。我们是叛逆者，是抵抗者，但真正的英雄，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。他们比我伟大得多。那天，我为我们感到骄傲，为年轻人骄傲，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。我们想要什么？自由。我们做了正确的事。这与民族主义无关，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，只关乎正义与自由。”

早在他收到国际足联邀请之前，博班就已取得历史学学位，当过记者，并拓展了商业领域的事业。“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，促使我去深入研究历史吧，”他说道。那么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？“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。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、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。古希腊人和今天的我们，有着同样的困惑、同样的问题和同样的恐惧。”

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。“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，拿一百个文凭，但我的灵魂里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，”他说。有时，他会拿起足球鞋，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。他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，但他依然会和U14、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。至于尝试和U17的孩子同场竞技，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“我现在的样子，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从不防守，总是在场上扮演‘小丑’的角色。但从我四五岁起，我就坚信，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，那就是踢球。直到现在，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，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