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步只在拉美拐了一个弯儿

巴西世界杯赛事正酣，全球目光聚焦于绿茵场。然而，备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，拉丁美洲队伍正使本届赛事近乎演变为“美洲杯”。在卫冕冠军西班牙队以0:2负于前殖民地智利后，成为本届最早出局的球队。有网友略带调侃地指出：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到西班牙失去最后一块殖民地古巴，西班牙在拉美强势统治了四百余年；而这次，西班牙队仅停留一周便打道回府。

拉丁美洲球队在足球场上的胜负恩怨，令人联想到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•加莱亚诺。这不仅因为他曾以优美文笔追忆这项美丽运动——《足球往事》，更因这位著名的左翼思想家以笔为剑，撰写了轰动世界的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》。这部作品将五百年来新旧殖民主义对拉美地区的残酷掠夺揭露无遗：我们的贫穷，源于他们的富有；我们的落后，源自他们的先进。这部文笔犀利的著作成为出版界的“长青之作”，也被视为拉美左翼的“圣经”。

然而，这位以反殖民、反帝国主义、反美立场著称的左翼知识分子代表，似乎随着年岁增长而有所反思。在世界杯开幕前两个月举行的巴西利亚第二届图书节开幕式上，73岁的加莱亚诺对自己而立之年的著作流露出些许遗憾。他坦言，“我曾想将《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》写成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，但我当时缺乏必要的学术训练和知识储备。”如今，“现实已发生巨变，我也改变了许多。”那本书“属于过去的时代”，“我无法重读它，否则会感到晕眩。对我而言，那种传统左派的文风过于沉重，我的身心难以承受。”相反，多样性似乎成了他新的信念。“现实之所以复杂，正因为人类境况本就多元。至今仍有人将多样性视为威胁，但幸运的是，多样性并非威胁。”

时光流转，世事变幻。20世纪末至今的东亚经济腾飞，为加莱亚诺的信念提供了一个反例；而21世纪初拉美因大宗商品繁荣带来的“增长十年”，或许更让他感受到坚持原有立场的沉重。事实上，相比委内瑞拉、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国，巴西、智利和他的祖国乌拉圭所进行的社会民主实践赢得了更多支持，也是他更愿意称赞的。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，或许因为早在四十三年前他就曾忧郁地预见，在一个由苹果、三星、西门子、松下和索尼主导的世界里，“技术女神不说西班牙语”的状况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。

发生改变的不仅是加莱亚诺本人，拉美民众也开始淡忘历史。有迹象显示，他们对全球化展现出令人惊讶的热情，对过往殖民主义造成的伤痛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宽宥。这确实有些出人意料，毕竟在思潮澎湃的拉美大陆，依附理论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。如今，两大知名民调机构“拉美晴雨表”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的数据均表明，拉美人正在接纳全球化及其前殖民宗主国。2007年与2009年的“拉美晴雨表”调查发现，在西班牙的前殖民地，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西班牙对其国家的历史影响是正面的，这一比例几乎是持负面看法者的五倍。绝大多数受访者（超过80%）对前宗主国西班牙也抱有好感。同时，2002年和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在对八个拉美国家民众访问后发现，在“外国大型企业的影响是好是坏”这一问题上，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受访者认为其影响是积极的。调查还显示，在拉美，国际贸易比外国投资更受青睐：约70%的拉美人认为自由贸易利大于弊。

加莱亚诺的思想“转变”，马杜罗总统的进退两难，阿根廷债务危机再度显现，或将把“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”这一充满激情的口号从感叹引向疑问。这些曾经及现在更多强调外部威胁的论述，或许不得不转向内省，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内部因素。

2005年11月，在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•福山的主持下，来自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知名学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（多么意味深长的选址！），探讨两个美洲的发展与欠发展问题。会议上，地理因素、文化因素、外部影响、殖民遗产、自然资源、疾病及自然环境被归为“难以解释发展差距的因素”，因其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已遭到质疑。然而，相较而言，文化因素的解释力稍强一些。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根本差异在于，前者普遍被视为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的阻碍。但矛盾的是，在亨廷顿所说的“第三波民主化”浪潮中，多数新兴民主国家信奉的正是天主教。或许相比宗教，政治文化对发展的解释更具价值，也更为深远。“在拉美，非正式秩序往往决定着正式制度的运行。”福山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制度的潜规则写入了其宏篇巨著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（第一卷）中。不仅是产权、法治以及能够减少冲突、促进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等制度性因素，福山也强调政策与社会结构的解释力。政策源于政治制度，决策失误是政治制度缺陷的产物，而政治制度本身却难以变革。同样，频繁出现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也导致了拉美的欠发达，但这恰恰是制度的结果，因为其制度安排仅考虑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，即达龙•阿塞莫格鲁与詹姆士•罗宾逊所称的“汲取性制度”而非“包容性制度”。

阿根廷无疑是一个典型例证。正如社会学家马里阿诺•格隆多纳在《经济发展的文化条件》一书中所言，他的祖国阿根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了“欠发达转型”的国家，即由发达状态重新滑入欠发达境地。也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兹曾说，世界上存在四类国家：发达国家、欠发达国家、日本和阿根廷。普遍认为，阿根廷的“欠发达转型”受某种引力作用——民粹主义的诱惑。1930年后，阿根廷便陷入政变、冲突与动荡的漩涡难以自拔。此后大部分时期，庇隆主义主导着阿根廷政治，至今困境依然。尽管如此，作为一种鼓吹大众动员以对抗现有秩序的政治哲学，民粹主义从未消退。今年4月，阿根廷政治哲学家、基什内尔主义的理论旗手厄内斯特•拉克劳逝世；两个月后，克里斯蒂娜总统任命理查多•福斯特为新设立的“国家思想战略协调秘书”，负责“设计、协调并筹建一个国家思想智库”。

阿根廷显然不是最后一个，也并非受此诱惑最深的国度。历经十年增长之后，拉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仅与大宗商品相关，而与技术进步、创新和效率提升无关，发展似乎只是在此稍作徘徊，低速增长或将成为拉美的新常态。然而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，2014年太平洋联盟四国（墨西哥、哥伦比亚、秘鲁、智利）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.2%，而南方共同市场三国——委内瑞拉（-0.5%）、巴西（1.8%）和阿根廷（0.5%）——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.6%。甚至有传言称，巴西正在变成阿根廷，阿根廷正在变成委内瑞拉，而委内瑞拉正在变成津巴布韦……